一提要改造官僚体系，大家都会害怕。但是拉布丹认为如果要予以精简，谁也不应该反对。在他看来，问题在于更加恰当地使用同样的力量。

简单说来，他的计划就是改革税收制度，使得税收减少而国家收入不减，使同样的预算能收到双倍的效果。

长期的实践证明，一切事物的趋于完善都是来自简单的改革。节约即精简，精简即取消无用的机构，也就是调整。

因此，他发明的体制在于减少等级，另立一套新的行政职务。

在法国人自豪的17世纪，国家是不存在这一支官僚大军的。那时，为数很少的公务员听从首相的指挥，而首相则经常同国王联系，并且差不多是直接为国王效力的。

这些热忱的臣仆的头头，简单称作御前大臣。在国王本人统治不到的地方，例如各农场，那里的公务员同他们的上司的关系，就像商业公司的雇员和老板一样。

就这样，圆周上的各点都通向圆心，并从圆心得到旨意反馈回去。

国王下面设部务大臣是从路易十五开始的。从那时起，国王遇见重大问题就要大臣们向他写报告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同国家的元老商议。

这些大臣们则糊里糊涂地让他们的办公室牵着走，也学起国王来。他们一心要在朝廷中为自己辩护，结果反而做个书面报告的奴隶。

唐璜对此体会颇深，在当上其中一个忠不可言的头头后，他印象里政府中凡有重大事情，不论多紧急，其他人总是说“我已经要他们写报告了。”

于是，对这件事和对大臣本人说来，这报告就像在开辩论会，辩论双方提出各种正反面理由，而又略带倾向性的咨询书。

然而，唐璜始终觉得，在听了报告之后并不比在听之前有所进步。因为判断需要谨慎，而决断需要迅速，越是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理由拿来争论不休，判断力就越差，现在这种报告成风的制度简直要把人逼出来选择困难症。

也难怪十一个御前大臣（八个部长，三个王室私人总管）里有八个是秃头，觐见王上都只能戴上臭烘烘的假发，搞得现场像法庭开庭一样，这都是精神压力导致的必然结果。

拉布丹在他写给唐璜的报告里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法国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完成的（多少有些讽刺，就像如果举行真理掌握在多或者少数人的投票时，多数人会支持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行成逻辑悖论），那些决定都是顺乎自然地做出的。政治家的最高法则，就是像法官和医生一样，根据各种情况对症下药，当大臣就是要做决定，熟悉情况并推动事物运行。

然而在法国，报告统治着一切：从上校到元帅，从警察局长到国王，从省长到大臣，从议会到法律，莫不如此。

俾斯麦一个德意志girl旁观邻国的社会环境时，更容易跳出法国人思维的狭隘之处。拉布丹认为当今社会的问题，是过于臃肿、缺乏效率的行政机关使得一万法郎的投入只能发挥两千法郎的效果，其他都被贪污腐败或者其他不作为、不明智的原因浪费掉了，所以他才希望简化体系，施行扁平化管理，引入监督机制和责任制。

“然而事实上，光是这样还不足以让波旁王朝成为一艘破船。”俾斯麦说道：“如果对此路易十三时代和当今路易十六时代的官僚体系，你会发现过去的官僚忠于国王，而现在的官僚忠于上司，这才是要命的地方。

官僚是王家统治国家的基础，这一百多年里，与王室利益休戚与共的佩剑贵族越来越少，那些人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吃喝拉撒，把权力拱手送给了穿袍贵族。

穿袍贵族大部分时间与王室的利益是相同的，然而有时候，他们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优于王室的利益，因为他们不像佩剑贵族那样完全靠王室发的年金生活，他们有自己的产业，而且能做到自给自足。

到了路易十五时代设立部门，任命大臣开始，王室能保证的至多只有大臣的忠诚，而大臣掌握的部门，那就是大臣的私人领地。比如像提督你这样的乱臣贼子，大可以把一大批乱臣贼子招进部里，当你效忠国王的时候，官僚们也跟着你为国王服务，当你想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时候，王室的权威会让官僚们犹豫几秒钟，然后以‘要吃饭的嘛’为理由说服自己，兴高采烈的把国王送上断头台。”

“别胡说，”唐璜一脸正色的说：“我可是大大的忠臣呢。”

“你只忠诚于你自己。总而言之，官僚们只知有长官而不知有国王的情况，注定波旁王朝是要翻船的。

除非法国国王肯向英国国王那样，交出自己一多半的权力，让官僚主导的议会与国王分享这个国家，那么官僚们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主人，对治理国家和社会安稳就会上心的多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”唐璜摇了摇头，“凡尔赛宫的小朝廷都是君主专制的死忠。哪怕有一天我给路易十六下了药让他那么做，那些人多半会毒死路易十六换他弟弟上位，在他们看来，君主的权力是不容许别人染指的。”